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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并且正在從銷售主導走向産品主導

2018-01-05

當前,中國是全球最快的藥品增量市場(銷售額/消耗量);是醫藥法規改變最快的市場,且正由中國特色向國際法規市場慣例靠近;是資本市場最活躍地方之一;中國醫藥行業正由畸形業态向規範業态轉移的路上。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已經從渠道為王向産品為王轉變。五年前與恒瑞銷售額差不多體量的公司有很多,現如今差距可不僅僅是幾個品種和pipeline。可見,我國醫藥産業業态轉移的轉折點就是藥品品種。

挑戰無處不在

過去六十年,全球使用中的藥品4000餘種,涵蓋多數常見病及多發病,療效确定。尤其是大銷量的治療藥物,都是以有确鑿科學依據的疾病為對象的。感染性疾病、代謝性疾病、部分腫瘤等越來越多的疾病可被控制或治愈,但需要有更加安全有效的手段。新藥開發面臨多是疑難雜症,機理複雜,多數尚無明确答案,

近二十年來,美國心血管病的死亡率逐年下降,中國卻大幅攀升。在腫瘤領域,幾十年來,全球的腫瘤發病率幾乎都在增加,但是美國的腫瘤死亡率卻從九十年代開始下降,1990-2000年下降了7.6%,2000-2011年間下降了15.5%,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腫瘤靶向藥物及抗體藥物起了很大的作用。下一個十年,腫瘤将成為在一定程度上可治愈的疾病,變成一種慢性病,到時候,将有更多腫瘤患者經曆完整的腫瘤病理過程,這意味着腫瘤病程中的重要病理階段“惡病質”将成為人類面臨的新的挑戰。而目前全球均缺乏針對惡病質治療的有效藥物。

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藥物基因組學、化學基因組學等及生物信息學的技術進步,加上循證醫學、健康大數據、精準醫療、個體化治療等的快速發展,人類疾病治療标準急需大幅提高。丙肝的治愈給全世界的病毒感染治療又提出了全新的目标。

這些挑戰要求我們不斷去創新,用新概念、新理論、新技術、新思路去突破。

研發投入産出的反“摩爾定律”

著名的摩爾定律揭示了信息技術進步的速度,即運算速度及存儲量大幅攀升的同時價格不斷大幅下降。在新藥研發産出方面,卻是研發費用支出大幅提高,但新藥産出率基本保持較均衡的低水平,表現出反“摩爾定律”趨勢。1950-2008年,美國總共批準了1222個新分子,前30年與後30年獲批品種數量差不多,但單個品種的研發費用卻逐年增加,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2-4億美元到2000年達到10億美元左右,再到目前的26億美元。同時,審評通過率很低,從進入I期臨床到批準上市,化藥NME為6.25%,生物藥11.5%,505b(2)是22.6%。

權威機構調查了2000-2005年全球著名醫藥期刊發表的120萬篇文獻,其中僅396篇被顯示具有明顯的臨床應用前景。現在每天有數千計的論文發表,不但沒有在實際上帶來便捷,反而增加了複雜性,因為很難分辨。

中國也将進入創新藥寬進嚴出時代,完成I期臨床大部分會獲得批準的情況将一去不複返。這一切必将導緻研發模式發生變化。

得品種者得天下

中國醫藥産業與國際是脫節的,無論從産業結構和醫藥企業的體量,與國際上先進國家完全不一樣。原因在于,過去中國幾乎所有醫藥企業的成功都來自于銷售,由銷售技能、财務處理能力、賄賂營銷和關系營銷所構成。而細數國際上排名靠前的大企業,無不是靠品種得市場。

藥品的高度差異化以及前置審批政策決定了品種和生産的不可替代性。伴随着上市許可人制度的出台等一系列大變革,得品種者赢得天下成為大勢所趨。随着政策的逐步成熟,中國必将擁有一個良好的行業環境,它由嚴格、規範、科學的監管,知識産權保護和一個均衡充分的支付體系組成。這其中,前兩者已經建立起來,醫保支付體系也正漸漸成型。中國醫藥産業一定會從銷售主導向産品主導轉變。

新品種從何處來?仿、創、買!

我撰寫過一篇述評《中國新藥創制升級在即》,提出中國藥品研發的走向1.0-3.0版,并預測中國将在三個層面上混合發展:

1.0版:generic,即單純仿制,目标是獲得高質量的、便宜的仿制藥;2.0版:進口、me too及專利引進:目标是及時地、并盡可能經濟地獲得當前全球最新、最好的藥; 3.0版:自主創新,滿足當前未滿足的臨床需要:目标是和國際同步或部分領先發展。

但是,醫藥生态圈依然有其内在的森林法則,每個公司應根據自己的基因及能力選擇适合自己的領域。

仿制藥的日子不好過了

美國處方量增加,仿制藥銷售額占比卻在下降,意味着仿制藥在大幅降價,特别是慢性病用藥。在中國,仿制藥會繼續便宜下去。

首先,隻有通過一緻性評價的才是仿制藥,一緻性評價非常重要,是良心事。跟原研做對比,提高質量,仿制藥的後續投入增加,開發成本要比過去高,但價格卻要低很多。大家做一樣的仿制藥,最後拼價格和質量,集中審評制度、醫保談判機制也讓大量的仿制藥沒了生存空間。

過去,輔助用藥品種這類因為保護仿制藥而創造出的一些獨特機會,也随着政策的變化而沒有了。輔助用藥市場大幅度萎縮能夠騰挪出五六千億的市場空間,最後一定是留給真正解決臨床需求的藥品。此外,2007年獲批的進口藥相當于過去十到十五年的總數。總之,通過仿制藥輕輕松松賺大錢的機會沒有了。對于生産仿制藥的企業來說,如果想要做出調整,需要盡快。品種之間的轉移和後續收購兼并,讓其議價能力越來越低,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創新藥是少數人的遊戲

百濟神州團隊是少數人,王印祥是少數人。

中國打着新藥創新大旗的人多,真正做新藥創新的人很少。現狀是,大部分在做me too和me better,夢想best in class。

近二十年來,新藥研發模式雖然改變,但流程沒變,仍是target、lead compound、safety/toxity、efficacy,可内涵發生了很大變化,要求更高。2000年以後上市的藥已很少有80分以下的,大部分在85~90以上分。所以,中國後續做me too,me better難度會越來越大,競争也會更加激烈。

創新藥的發展路徑是一定程度上的me too和fast follow。不碰國際熱點,利用後發優勢和獨特機會,而不是彎道超車。

in lience許可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還是主流。但需要有能力的BD,去分析項目的成功率和潛在價值,盡管找到一個成功項目是黑天鵝事件,但前期了解越深越透,成功率則越高。絕大部分企業沒有能力和判斷眼光。

美國生物醫藥投資90%以上是失敗的。大家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中國無論是創業者還是投資者都沒有完成第一個循環,水落才知道誰在裸泳。随着一系列Ⅲ期臨床失敗,擊鼓傳花才會停下來。一大批海外項目來中國找投資,并且标的價格低,但國内企業更傾向于投資國内的,中國企業盡快變更人才結構,有一批國際化人才很主要。另外,中國的創新藥企應多多學學日本,學習美國為時尚早。

隻有一個人的公司

以往大公司多采用自主創新策略,設立很多研發中心,在海外也建立研發機構,我把它稱之為“養雞下蛋”——研制、開發、生産一條龍,此為傳統經營策略;後來逐漸多元化,采用獲得性創新的模式,“借雞下蛋”——把部分研發工作委托給CRO;近年來,興起兼并性的創新,即“買雞下蛋或買蛋”,典型例子是吉利德:其自主研發項目很少成功,in-license項目卻多獲得了很大成功。2011年,我又提出虛拟研發即VIC研發模式,I指IP,科學家手中的專利;V指代venture,資本;C指代CRO,目前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CRO,稱之為CRO+,涵蓋了所有為新藥創新服務的業務,如信息情報、專利、政策及注冊咨詢等等。今後的新藥研發将從集中創新到分散創新。

2000年以前,美國對新藥研發的貢獻中,工業占了92.3%,學術機構等其他單位占比非常低。現在早期新藥多在小公司做,甚至少于20人。由小公司做新藥臨床前研究,甚至直到臨床早期,再轉給大公司成為常見模式。這種模式的轉變為中國的科學家創造了非常好的創業環境。為中國新藥研發的後發制人帶來了很好的條件。資本和CRO的充盈,使得藥物開發更加便利。今後會有越來越多有足夠經驗和精力的幾個人,例如生物學家、化學家(CMC專家)、臨床醫學家組成團隊,甚至一個人創業,其他通過CRO完成VIC模式,也就是我所說的4*400米混合泳接力。

10月8号,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文,肯定了近三年的改革方向,《藥品管理法》、《藥品注冊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見稿)快速跟進出台。中國藥品監管政策正由中國特色向國際法規接軌。立法隻是第一步,立法之後還有執法、司法,後續的路還很遠。現在中國加入ICH,國内接受海外臨床數據,這一切都為後續中國創新鋪平了道路。很多業态轉移、資本助力、行業對新技術的需求、國際的drug hunter開始進入中國、藥品價格放開、大病特保、罕見病藥物等等,以上這些都為中國後續新藥創新給中國帶來很大的機會。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在健康領域投資最活躍地區,商業計劃書不僅來源于國内的創業者,越來越多的國外的項目也來中國找投資。中國的研發公司百濟神州、和記黃埔、再鼎等三家已經在納斯達克上市;信達、華領、思路迪、亞盛、基石、和鉑、亨利等一大批研發公司獲得了巨額融資;信達、恒瑞、康方、譽衡、百濟等均有産品獲得了海外授權轉讓。研發的中國力量正在湧現。

轉自藥智網